新華社記者專訪阿來:為何醞釀十年才寫汶川地震

2019-12-13 14:34

  “這是我最愛的一部小說,我等這本書等了十年。”作家阿來提到的這本書叫《云中記》,該書講述了千年古村云中村在八級地震中地裂天崩,又在次生災害山體滑坡中消失的故事。

  2008年5月12日14時28分,汶川地震發生。第二天,作家阿來啟程趕赴災區,前后盤桓數月,又醞釀超過十年。2018年5月12日,汶川地震十周年紀念日,阿來開始動筆寫作《云中記》,2018年國慶假期完稿。2019年4月,該書正式出版。

  12月13日,《新華每日電訊》草地副刊(10版)刊發《阿來:我等這本書等了十年》一文,講述《云中記》背后的故事。

  12月13日《新華每日電訊》10版截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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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阿來:我等這本書等了十年》

新華每日電訊記者童方

  ▲阿來近照。四川省作協供圖

  今年出版的阿來新作《云中記》,講述了千年古村云中村,在八級地震中地裂天崩,又在次生災害山體滑坡中消失的故事。

  小說主人公是云中村的祭司阿巴。地震后,他沒有和村民們一起易地搬遷,而是遵從職業的呼喚,回到災后滿目瘡痍的云中村,焚香禱告,撫慰靈魂,最終與村子一起,在山體滑坡中重歸大地懷抱。作家用詩性的筆觸,史詩般的敘述方式,為山林、草木、河流及寄居其上的所有生靈畫像。他通過阿巴的眼睛,呈現了這座村莊的歷史和現狀,描繪了村民的生活和命運。

  這是一部醞釀了十年的長篇小說,也是一部記錄災難、書寫崇高的樂章,它用莊嚴和悲憫,喚起崇高和希望。

  2008年5月12日14時28分,汶川地震發生。第二天,作家阿來啟程趕赴災區,前后盤桓數月,又醞釀超過十年。2018年5月12日,汶川地震十周年紀念日,阿來才動筆,2018年國慶假期完稿,2019年4月終于出版。他說,“這是我最愛的一部小說,我等這本書等了十年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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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年醞釀

  草地:您是怎樣開始創作這本小說的?

  阿來:汶川地震十周年紀念日那天,我動筆寫這部小說。那個時候我人在成都,本來在寫另外一本書。下午兩點二十八分,全城的警報一拉響,我坐在桌子前,突然一下子淚如雨下。地震發生后,我見過那么多死亡,也見過那么多感人的事跡,都沒有流過淚。但是那一天,我不知道為什么流了淚。然后就關了原來那個沒寫完的小說,開始寫《云中記》。

  草地:聽說您震后去了好幾次災區?

  阿來:我首先是經歷了地震,自己內心就不得安寧。從國家來講,受災的人是我們的同胞,從人類的意義來講,他們是我們的同類。當他們經歷這樣災難的時候,我們跟他們同在,哪怕不能分擔什么。這些都是發乎本心的,如果不是寫這本書,這么多年我也從來沒講過這些。我去北京、去上海、去廣州募捐,交了很多朋友,希望建一個學校,做規劃做設計,雖然后來沒有成功。真正做了這個事情,會很慚愧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,但我覺得這個經驗非常寶貴。做和不做,到底是不一樣的。

  草地:震后十年怎樣醞釀這部小說?

  阿來:就是積累,始終有一個中心,都往這個中心歸攏。而且地震以后我也時常返回這些災后重建的地方,干部我也見過,群眾我也見過。震后幾天我見過阿壩的一位副州長,一見面他就哭了。我趕緊問他,是不是你家里有人遭遇不幸?他說不是。他說:“這么多天,災難一發生我就發現,我在這兒是層級最高的干部,必須擔起這個責任來。”我在《云中記》里寫的鄉長,也是這樣。

  書中的故事都有真實的依據,汶川地震一發生,通信全斷了,跟外界聯系不上,當天晚上所有能組織起來的干部,摸著黑就下去了,這一路上生生死死誰知道?那個時候干部們強烈地意識到自己是誰。這個副州長當時馬上自任指揮長,就是承擔責任。他家就在茂縣(同樣是汶川地震極重災區),他說:“我擔這么大責任,我怎么敢問家里?要是家里真有事,怎么辦?”他的方式就是不問。我說,那你哭什么?他說:“老弟,什么都沒了呀。你我是同齡人,你走了不同的道路,我從普通干部開始,三十多年,從基層干到現在,建設鄉村,建設工業,改變基礎設施。一條公路,我們不知改造了多少次才改造成現在這樣子;一些電站、工廠,我們花了多少工夫才建設起來,形成這樣的規模;農村進行了多少改造,才變成這個樣子。幾分鐘時間,沒啦!”

  這是他最本質的感悟。“就算重新來過,我已經再沒有一個三十年了。這個地震對我來說意味著什么,三十多年白干了!把我一生的奮斗都取消了!”一個干部的奮斗就是聚集在這些成果里,雖然沒有一個是他單獨干成的。他說:“不光是國家的損失,也是我的損失啊!你將來還有幾本書,我有什么?過去從這里經過,我常告訴別人,這個電站是我組織建的,這個工廠是我下過工夫的,改制過后,慢慢煥發生機。現在你看,就這一堆爛磚頭。”

  草地:為什么說等這本書等了十年?

  阿來:每一部小說一定要找到一種恰當的表達方法、語言方式。小說只靠內容是不可能成功的,問題是怎么來處理,怎么剪裁得當,什么東西說到什么樣的程度。

  我從還在地震災區時就開始準備,但一直沒有想好怎么寫。過于寫實,好像會被事實湮沒。離開寫實,寫那些極致的悲痛、絕望,或者寫自救與救人的過程中,那些崇高的東西,但稍不謹慎就可能寫偏,把真的寫成假的,反而讓人覺得崇高是虛偽的。這不光是我的經驗,文學書寫中有大量的這種失敗的經驗。

  其實到今天為止,我們沒有一個真正成立的關于災難的書寫。中國經歷了這么多偉大的戰爭,但是還沒有像西方那樣偉大的戰爭文學。我們還是局限于基本的事實、行為,沒有更深的理解,還在就事論事。由事情本身,強制性地尋找意義、附加意義。因為我們不太相信呈現事情本身。不把意義直截了當地說出來,就怕人家不明白,也怕自己不深刻。所以我想了很久,很多年沒有動筆,其實就是沒有把這些問題想清楚。

  動筆那一天,我覺得我把這個問題想清楚了——還是要基于人的普通反應,基于人最基礎的情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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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說的原型

  草地:《云中記》的故事,云中村里的人物有原型嗎?

  阿來:有。被遷移的村莊不止一個,“云中村”的原型不是藏族村落,而是羌族村落,后來遷到邛崍附近。我對羌族文化不熟悉,其實汶川地震中也有很多藏族村落遭災,所以我覺得還是寫我熟悉的文化。人物塑造也受到啟發,一個搞攝影的朋友,地震后幾年他突然拿了幾張照片給我看,在一個遷移了的村,村里的巫師又回到原來的村子,他過去跟拍,巫師就一個人在廢墟前面敲鼓。“活人政府管,靈魂我來管。”書里主人公阿巴的話就是這個巫師說的。但他肯定沒有像阿巴一樣,選擇和云中村共同消失,他可能是每年定期回去。這給了我啟發,我就想萬一他不回去呢?我的人物、小說需要發展,但是要寫得合理。要是回去造成新的死亡,地方官員是要負責任的。但是小說里的鄉長是阿巴的外甥,而且是在震后重建中成長覺悟起來的干部。他誕生于這個文化中,對舅舅的選擇有足夠的理解,他也決定尊重他,不惜失掉官職。當然我也不忍心。小說是虛構,虛構就在這些地方顯示力量,我就讓阿巴的外甥官復原職。

  草地:為什么選擇一個苯教祭司來做小說的主角?

  阿來:這也是精心考慮的。苯教是原始宗教,崇尚萬物有靈,剛好提供了這樣一個空間。如果是佛教就沒法寫了,因果報應,生死有命,就變成一個不容解釋的因果報應,沒有討論的空間了。

  草地:在小說中您為何要關注萬物有靈?

  阿來:我寫了幾十種植物,有鹿群、碉樓,更重要的是山神。山神是他們的祖先,也是個英雄。第一是萬物有靈,第二從現代科學意義來講,我們需要處理一個關系——難道大地只是施加我們災難嗎?我在題記中說了:“大地震動,只是構造地理,并非與人為敵。”它的規律在于運動,而人的悲劇性在于,明明這是多災多難的土地,但也必須在土地上生活。它暫時靜止的時候,人們享受它給予的土地、流水、空氣、滋養,但它憤怒的時候,火山爆發、地震、泥石流、洪水,哪天它又不想下雨了,哪天要掀個海嘯了……但是它不是要與人為敵。它跟戰爭不一樣,戰爭有個明確的敵人,難道因為這個我們可以恨大地?不能。這是人的宿命,大地又沒邀請你來,但是你除了生長在這兒,沒有地方去。你就只好忍著,承認這個事實。而且要向大地上別的生命體學習,如何跟大地建立互相的關系。大地不僅哺育了人這種生命,而且哺育了更豐富的生命世界。

  很多人對這個生命世界,對我們居住的環境沒有多少感情。所以我想,寫這本小說,首先我要學會處理死亡。終于可以用一種美麗的方式來處理死亡,用頌歌的方式來對待死亡,而不是悲號。第二就是人和土地關系的問題,又跟今天我們對生態、環境的關注是非常契合的。生命共同體,加上云中村的萬物有靈,就形成一個人和自然的非常深入的對話。因為我也有個責任,在寫出大地的嚴酷的時候,更要寫出大地之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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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美的方式敘述殘酷和堅韌

  草地:為什么要用美的語言來書寫災難?

  阿來:文學是審美活動。寫那些殘酷、那些堅韌的時候,我覺得一定要用一種美的語言。今天的文學出現一個問題,當我們寫下這些文字,寫下這些記憶的時候,其實我們自己都不太確認、不太相信。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是,我們寫出來的東西,尤其是那些美好、高尚的東西,自己先要相信。但是相信不是容易的事,我們更容易相信那些消極、黑暗的東西,好像這些東西更容易接近真相,更接近某種生存的本質。因而一旦有美的東西出現,我們可能本能地就對它有抗拒。尤其是在地震那種特別的災變過程中,尤其是災害剛剛發生的那段時間,我確實看到了中國人身上煥發出來的特別美好、特別高尚的東西。

  相信就會看見,不相信則會視而不見。看見了,感受到了,前行時會更樂觀一些,光明一些,生命中的歡愉也會更多。

  草地:您在題記里說“向莫扎特致敬”,為什么這樣說?

  阿來:地震發生后的第四個還是第五個晚上,我在震中映秀鎮,大概晚上九十點鐘,救援者的身心都透支了,突然救援工作就暫時停下來了。探照燈一關,有人在帳篷,有人在墓地,我回到車上,睡不著。

  一切都安靜了,這個時候我作為一個作家的意識出現了。我們中國人,好像不會對待死亡。一個人剛死,尤其是跟我們相關的人,我們悲痛欲絕,但隨著時間的過去,這個悲痛一點一點減輕,直至我們差不多遺忘,這痛苦就消失了。我們對待死亡沒有一種更美好的方式,不管是送他們入土,包括安葬的方式,墓地的樣式,祭奠的形式,都好像不夠美,不夠純粹。

  我是個音樂愛好者,那天晚上,我特別想要有美一點的聲音。那些嘰嘰歪歪的流行歌曲是不合適的,唱昂揚的愛國歌曲也不合適,我車里一大包CD都是這樣的音樂。我一打開就把莫扎特的《安魂曲》翻出來了。莫扎特寫《安魂曲》時,他知道自己快死了,面對死亡之期,卻那么溫暖,那么美。他沒寫完就去世了,去世前把自己的構想告訴了學生,學生按照他的思路和方法,完成了這個作品。那晚我就想放《安魂曲》,但恐怕遇難者家屬不同意。可確實忍不住,因為我睡不著,累了多少天。周圍那么安靜,周圍就是死亡,而且不是一兩個人,是幾千人。

  我終于忍不住放了,一開始聲音很小,后來聲音一點點放大。我覺得其實我們面對死亡,也可以采用一種美好的方式。這種美好其實更有尊嚴,或者用我們中國人的話說,更體面。為什么?既然死亡已經發生,呼天搶地、悲痛欲絕有什么用?不如用另外一種方式來理解:這些死亡不過是發生在我們前頭,最后生命還要面臨這個結果。如果在我“伸腿兒”的那一天,我周圍也是一片哭聲,我不愿意。

  所以那天晚上一放《安魂曲》,我想有一天我要寫災難、寫死亡的時候,要用美的方式,而不是悲苦不堪。中國人形容絕境,上天天無路,入地地無門,不是這種。所以《云中記》里一直探討死亡,主人公阿巴一直愿意相信靈魂的存在。雖然按唯物主義的方法,我們不能證明的就暫且認為不存在,但是我想我要創造一個人物,即便在有與沒有之間,也愿意相信。所以阿巴總是問自己,活人政府在照顧,死人呢,萬一有鬼呢,萬一有靈魂呢,誰來照顧?他也不確信有,所以他回到云中村,千方百計天天去找,而且找不到也讓他很沮喪,因為找不到就意味著剝奪他的貢獻的意義。最后他還是決定要相信,當這個村莊要消失,這些鬼魂也要跟著消失的時候,他選擇了一種犧牲。

  草地:您覺得阿巴是選擇了一種美的方式犧牲?

  阿來:是的,他選擇了一種美的方式,至善至美,去相信。政府培訓他作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時候,他還是個半吊子。他相信也并不意味著這個世界上真有靈魂,他心里寧愿相信,就像一個信仰。這個時候,人的高尚的一面是,我愿意為我自己相信的東西付出。今天我們講的職業的崇高感就從這來。一個寫作的人就是奉上至善至美的文章,一個工匠有他的職業要求,一個政治家有他的職業操守。那么像他這樣一個半吊子宗教職業者,他選擇相信是他的職業需要。

  草地:您認為阿巴是怎樣產生這種覺悟的?

  阿來:就是災難,以及死亡。就是突然發現:生命很重要嗎?片刻之間就可以抹去這么多生命。物質層面來說,云中村這樣的村莊,經歷了上千年才構成這樣的規模,大地之手也可以輕而易舉在瞬息之間一下毀滅。而大地毀不掉的是情感和精神。人的這些東西只有在極端的環境中,才可能被相信被喚醒。所以我們經常說,巨大的災變,別人的死難和犧牲,有時是對活著的人的精神洗禮。如果沒有從這個意義上來認知災難加諸我們的東西,那我們從災難中學不到任何東西。而且我自己在見過那么多死亡之后,深感生命、財產都算不了什么。在災難現場,你得承認不是一個人的災難,甚至不僅是一代人的災難。我寫的云中村,一千多年的歷史,毀滅不過轉瞬之間。財產算什么,生命算什么?但最后能留下給自己一點安慰、一點溫暖、一點信心的,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、精神、相信,不然人是活不下去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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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愿你面前的道,路是筆直的”

  草地:創作這本小說難度大嗎?這部小說您覺得有遺憾的地方嗎?

  阿來:沒有遺憾,這本書應該還是很成功,因為我自己等這本書也等了足足十年。如果說一般難度,哪用得著十年啊。

  草地:《云中記》在您所有作品中處于什么位置?

  阿來:《云中記》是我最喜歡的作品之一。長篇小說這是第四本,第一本是《塵埃落定》,第二本是《機村史詩》,我都覺得能夠結結實實代表我不同階段寫作的最高水平。某種程度上,要是不嫌狂妄,也是當下中國小說能達到的最高水平。

  草地:翻開《云中記》的第一頁,有您贈給讀者的一句話:“愿你面前的道,路是筆直的”,該如何理解?

  阿來:這是小說中人物的話,也是我老家嘉絨藏語中的一句話。我們分別的時候一般說“慢走”“一路順風”,非常莊重。古老的文化里,有時會有一些非常超出一般性的東西。其實我們那個山區,沒有一條道路是筆直的,人生也一樣。它具有某種象征意義,表達一個超現實的愿望。一些小人物,他自己面前的路都坎坷不平的時候,對別人發出這樣的祝愿,而且把這種愿望時時刻刻送給別人。這種話不是隨便說的,一定非常鄭重其事。

  草地:您希望讀者從《云中記》里產生什么樣的共鳴?

  阿來:我不對讀者有特別的期待。我覺得一個純粹的藝術家能夠從自己完成作品的過程中得到滿足,寫《塵埃落定》時就是這樣。但是我也相信,讀者不可能面對一個好的作品無動于衷。雖然今天是一個泛娛樂化的時代,我相信一定還有很多讀者要去追求一些更高層次的精神審美。我希望《云中記》至少在市場上,將來能夠跟《塵埃落定》比肩。但各方面,《云中記》應該比《塵埃落定》更好一些。我今年60歲,寫《塵埃落定》時30歲。天地恒長,有變有不變。

  草地:您怎么看待自己作為四川省作協主席這個身份?

  阿來:我想作家無非就是除了自己的私生活以外,跟工作相關就三個方面:一個是寫作,一個是閱讀,一個是深入生活。我倒沒有想說私生活要給誰做表率,我不是一個道德信徒。但是我希望我在跟工作有關的方面,能夠對大家有點示范的效果。我確實希望,我們總是互相影響互相交流,而且文化基因是在這種互相影響交流中傳承和變化的。但是可能今天的消費社會提倡了一種另外的價值觀,或者很多人做事基于功利心的考慮更多,我不能說他們一點精神指向都沒有。但是當我必須來履行這個職責的時候,我又覺得還是要做好。

責任編輯:李婷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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